添喜郎电子书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诗人之多，诗作之富，诗风之特色纷呈，诗歌在表现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世界上的开拓与深入，以及诗歌自身形式上的变化和创新，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尽管中国诗歌的成熟鼎盛时代迟到唐代才正式形成，但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可以说是连接中国诗歌开端与鼎盛之间的津渡，明显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然而，在中华诗歌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汉魏六朝时期质朴苍凉的诗歌意境，犹为后人所景仰和赏叹，拟仿之作比比皆是，亦常见诸于名人大家之笔。
继先秦诗歌的发展，两汉初时仍旧有楚辞风味，比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之后乐府的出现，促使了中华诗苑万象更新。《孔雀东南飞》，洋洋一千七百余言，叙事简洁，层次清楚，语言洗练，体现出汉乐府诗中的最高成就。自此，汉乐府五言诗句成为主流。南朝梁时萧统编辑的《古诗十九首》，均是五言诗组类的上品佳作，对古诗的发展颇具影响。文人墨客似乎找到了诗歌音韵上的感觉，并随着这种感觉，诗体继而出现六言、七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作家云集的时代，文学日益摆脱经学影响而获得独立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所谓“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陈琳、阮瑀、应瑒、徐干、刘桢，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其中尤以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而“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还需指出的是，曹魏时期，在五言诗的基础上，七言诗已渐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是有记载可考的最早七言诗。另外，此一时期知名诗人还有蔡琰，即蔡文姬，算是有史以来最早留名的女诗人了。魏晋之交，有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因诗名世称“竹林七贤”。西晋有诗人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当然到东晋自不会忘记《归田园居》的作者陶渊明，他是两晋时最大的诗人。陶渊明诗作清新自然，脍炙人口，多为抒发田园生活之乐，亦多被后人奉为上乘。
若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诗歌发展时期，到了宋齐变化就愈加明显了。一是多以描绘山水为题材，一是形式上力求工巧，刻意于声律。沈约总结前人经验，创立四声说，在诗中刻意注意声律。四言诗，五言诗在那时已经难以满足文人的感情抒发了，六言诗在那时创作较多，七言诗也逐渐流行。诗人鲍照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南朝诗歌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有人似乎也考证出，词亦同于格律诗，皆源于南北朝（整齐的句子发展成为近体诗，长短句则为词）。当时的皇室对于诗歌的发展也功不可没，有些皇帝本就是诗人，如萧衍，萧绎等。皇室萧子良，其门下有“竟陵八友”，即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随、范云、萧琛、陆倕（其中谢朓是李白最推崇的诗人），他们讲究音律，形成齐梁体。齐梁体对诗歌的影响一直到初唐。先于他们的还有第一个大量写山水的诗人谢灵运以及“七言之祖”的鲍照等人。南朝山水诗在谢灵运手上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也写新圆熟，世称“大小谢”。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如北朝十六国中原大乱时期的民歌《木兰辞》《刺勒歌》等，都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丽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