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喜郎电子书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一九八三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一九八四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深为震动。一九八五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一九八一年十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紧接着我读到了北岛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伟大小诗《写于一九六六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以上这段个人的回忆并非是我真想说的，我真想说的是我们即将读到的北岛这本书，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它。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的时代，我们已很少沉入回忆了，但正是二○○五年春天（这一年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黄仁宇曾说万历十五年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北岛的这本书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对了！我真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它将焕发我们走进个人的回忆，那也正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传奇般地翻译、写作和生活。虽然有些人已经死去了，如赵一凡、顾城、海子、骆一禾……但正如北岛在本书中所说“艺术家将死去，但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的确，在北岛的回忆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永恒的；同样，理所当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也是永恒的。
读这本书，我们首先遭遇的是诗歌翻译，其中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文本的对照批评及北岛自己的译文。在谈到翻译时，北岛这样说：“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与戴望舒、冯至和陈敬容这些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而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引自《特朗斯特罗姆：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接着，北岛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中又说： “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翻译在今天的确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如此粗暴而缺乏耐心的时代，许多译者是见谁译谁，对翻译的责任完全无知，当然更谈不上心怀虔敬了。而北岛在书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却十分精细到位并且又不失一个诗人应有的警醒之锋芒。同样，我以为一个译者只有在与被译者的内心达到彻底的契合时才可译之，因为此时二人已不分彼此，恰如一人。这一点犹如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时那种触电的感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译者只能译一个诗人，我的意思是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
另外，众所周知，翻译中最不可译的是声音，即音乐性或节奏（那可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节奏呀！）但声音也非神话，也非绝不可译，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一种声音会被神秘地倾听到并被精确地译出。比如北岛所译的特朗斯特罗姆，我从一九八五年起就注意到他是译得最好的，这可以前面所引的他译的那首短诗为证。为什么？因为他太理解这位与之交往的瑞典诗人了，正如他在写他的那篇文章中所说：“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说得真是透入骨髓。如此完美的理解，必然译得得心应手。作为诗人，北岛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他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许多译者所译的诗都有添枝加叶、拖泥带水的毛病。说得煞是痛快干脆，真是一语中的。且看他译的一首令我震撼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