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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教我编报纸
夏衍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纪文化巨匠，在文学、戏剧、电影、新闻、翻译、外事和团结M.Zhu党派、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卓越的业绩。他也是新闻战线的老前辈，在上海、广州和桂林编过《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在香港编过《华商报》，在新加坡编过《南侨日报》，在重庆编过《新华日报》。他在《懒寻旧梦录》的《记者生涯》那一章中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将报纸工作从记者直到总编辑的许多岗位都统称为“新闻记者”），他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我有幸在他这个“十二年”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同这位久已敬仰的前辈结识，其后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编报纸、编副刊，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后，也还时常聆听教诲。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了。
一、在上海初次识荆
第一次见到夏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下旬，我刚刚进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很偶然，我不但终身无悔，而且终身感到幸运。《世界晨报》是一张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小型日报，由刚从重庆回来的上海老报人姚苏凤和翻译家冯亦代两位先生主持，姚是总编辑，冯是经理。据介绍我进报馆的老友顾家熙悄悄告我，这张报纸是夏衍先生在幕后支持的。我听说过夏衍抗日战争爆发时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先生办《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上海成为“孤岛”后，报纸迁往广州，又迁往桂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风行一时，不到半个月就被G.M.Dang查封。家熙也是在《建国日报》投到夏公麾下的。他这一介绍，增加了我对夏衍先生的认识，原先我只以为他是一位剧作家和报告文学家和翻译家（我已经读过他的许多话剧剧本、报告文学《包身工》和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哪里知道他还是一位有高度政治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新闻界前辈呢？
有一天傍晚我回报馆，碰见亦代先生正送一位客人出办公室。那位中年来客身穿深色长袍，围一条浅咖啡色围巾，白皙清秀的脸上架一副玳瑁边眼镜，同亦代先生边谈话边向外走。亦代先生迎面看见我，连忙报呼：“你回来了，正好。来认识一下，这位是夏衍先生。”
然后侧身对客人说：这是刚来报馆的记者，本来在上海的。他又补充一句：现在还在大学读书。
夏衍先生含笑同我握手，问是哪个大学。我答：之江大学。
“哦，你也是杭州人？”他用杭州话问。我知道他和亦代先生都是杭州人氏。
我连忙说明：我不是杭州人，只是抗战前在杭州住过五年，读过小学和初中。之江大学是“孤岛”时期由杭州迁来上海的。
家熙兄正跟在他们后边，走上来插了几句，说我很喜欢文艺，“写过不少散文小说，也写诗”云云，弄得我脸上一阵发烧，嗫嚅说不出话。夏衍先生却坦然一笑：“蛮好，蛮好，可以多写点。”
这就是我“初识荆州”的镜头，时间是1945年1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地点在上海静安寺西一幢大楼底层甬道，直到如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就常在他的春风熏沐之下受到教益，更成为毕生珍贵记忆的，是不久之后我就得到每天亲手发一篇夏公稿件的机缘。
二、东风吹开“蚯蚓眼”
1946年1月初，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反对内战、要求和平M.Zhu的浪潮推动下，作为国共“重庆谈判”的积极成果，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政协会议前，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企盼着时局的进展，然而，G.M.Dang的“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把持着舆论，人们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在重庆，还有《新华日报》和几家进步报纸透露点真情，而上海和广大“收复区”的老百姓，则既看不到《新华日报》，也看不到新华社电讯稿，看到的只能是“中央社”。
《世界晨报》的总编辑姚苏凤先生同G.M.Dang大员潘公展过去曾有较深的私人交往，潘公展当时身居G.M.Dang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要职，他关照苏凤先生在《世界晨报》上一定多用“中央社”消息。苏凤先生不便公开违拗，只能以小型报纸版面有限、新闻容量不大去搪塞。他苦思冥想，生了一计，用进步言论来抵消“中央社” 影响。于是同冯亦代先生商量，请夏公在《世界晨报》上开辟一个时事杂感小专栏。夏公欣然允诺，同亦代先生在南京西路一家小咖啡馆商谈时，随手就在咖啡座上写了第一篇。
这就是《世界晨报》1946年1月10日开始见报的花边文字：《蚯蚓眼》，署名东风。那天正是政协开幕、蒋介石不得不下“停战令”之日，同一天，世界人民瞩目的联合国大会也在伦敦举行。《蚯蚓眼》就这样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