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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之一—魏晋人的志怪小说如《列异传》、《洞冥记》、《搜神记》、《灵鬼志》和《述异记》等,在漫长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统文人学士视为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的仅是远于“大道”的“残丛小语”。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小说家附于“诸子略”的末尾,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不能与诗赋文章比肩。可有趣的情况是,有关鬼狐精怪题材的创作,却历经各个朝代而不衰到清代蒲松齡的《聊斋志异》更是达到了辉煌的高峰,并且在民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一情况,直到晚清随着西方科学和文化对我国强制性的渗人后,才得以打破。面对这绵延了一千六七百年的传统和卷帙浩繁的鬼狐精怪作品,在惊讶和感叹的同时,不能不让人思考背后的原因。这里面似乎潜藏着我们**民族潜意识中的一个萦绕不散的情结。这是什么情结呢?我以为,这是中国人经由历代文人墨客捉刀,通过看来似乎荒诞不经的志怪小说试图表达对生与死的终极问题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朴素的、直观的意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