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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的老师”弗兰克·奈特（ Frank Knight)教授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从未能辨明市场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失败的。正如弗兰克·奈特说过的许多话一样，这句话是颇值得深思的。我在此沿着奈特指明的线路，将市场或市场秩序反对派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人，进而根据他们对以经济理论为一方和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另一方的潜在的接受态度，指出这两种人各自的特点。　
我是在解决了思考 30多年的一个问题后才作这番论述的。1983年4月，我应邀作纪念沃伦·纳特（G·Warren Nutter）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40年代后期我和沃伦·纳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共同经历。我注意到，我们俩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许多人—样，最初都是作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沃伦·纳特和我都转变成了市场经济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就我来说，这种转变仅仅是由于受教于弗兰克·奈特六个星期。令我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中的其他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在高等学府的经历；包括受弗兰克·奈特的思想薰陶，却没有经历相同的转变？为什么他们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他们确实“学习过经济学”，而且在当时观察得到的学术水平上，他们并不亚于其他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在写完演讲稿后、为演讲作准备而通览草稿时才获得的。我以前总是深信，那些在广义上可被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其大部分在最基本的方面同我在转变为自由市场拥护者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基本相似仅仅是对一个子集，对市场秩序反对派中的一种人来说才是适合的。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状况同我转变之前相似，容易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市场反对派中的另一些人几乎完全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比较起来，第一种人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是不必要的，不相干的；多余的或者甚至更糟（在转变后）；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即便不伴随着向任何实证的替代理论转变，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例。　
我要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市场的思想。即使有时会产生误解，对某种思想命名还是有用处的。我把第一种人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把第二种人称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　
把“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并列也许会引起反对；我把它们扯在一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在“看见光明”以前的思想状况（魏玛德国曾有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名副其实地对自由给予头等重要的评价。他个人抗辩、拒绝、忿恨和反对其他人控制或支配他自己选择行为的企图。他讨厌受约束，而由衷地喜欢纯粹的自由。　
现在，研究一下这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会具有何种思想过程。他不知道自己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自然协调性的基本原理无甚了解，而他又不享有对相互作用过程的直感。可是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他本人生活在并参与于经济之中。他为他的工资工作；为他的消费品付钱。经济决策是由某人在某处作出的。　
这种人怎能不把这种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呢？对经济过程的指令和控制完全是任意的参与经济的单个人处于那些以操纵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来促进他们的贪欲和助长他们的异想的人的支配之下。如果这些观念不是或多或少地自然出现，也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学院 -学术机构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可以在被称为“历史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诸多变种中找到其作为理由的正统知识来源。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