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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比科学G.M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更为重要的事件。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这一时期表明，欧洲对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文化与政治影响正在不断增长。西欧新兴的科学和 技术是这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已为当时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一书中写道：　
“我们充分看到了发明的威力、功效和后果。这种作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古人一无所知的三项发明中更加惹人注目……这三项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 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状况，第一项是对于文献、第二项是对于战争、第三项是对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变化，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 度，没有哪一个帝国、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星体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对人类事务更具有力量和影响。”　
在培根看来，这些发明起源于西方并且离他所处的时代相对较近。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出这种陈述的人。然而，在17世纪，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著作比培根的著作更能得到那些希望建立一门新科学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　
然而，尽管科学G.M的重要性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但是我们越是研究它的起源，对它的起因就越是不能确定。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1450年 至1650年这两个百年。其中前一个百年大致与古典科学和医学作品中新的人文主义兴趣初始阶段相对应，后一个百年则正好与笛卡尔 (Descartes，1596—165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波雷里(Borelli，1608—1678) ① 、波义耳(Boyle，1627—1691)和牛顿(Newton，1642—1727)的机械论科学获得普遍接受之前的一段时期相对应。　
①意大利数学家及生理学家，伽利略的朋友，著有《论动物的运动》。——译注　
这两个百年发生了一大堆令人感兴趣的事物，多得几乎令人眼花缭乱，而极少有人的科学方法论后来为现代科学家所完全接受。有一些学者，他们的工作对我们 现在的科学时代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也发现，法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与对数学抽象、观察和实验的新兴趣一样令人激动。今天，我们发现把“科学”从神秘的兴趣中 分离出来是很容易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神秘世界观的兴趣置于除了文物收藏家之外已被今人遗忘的少数几个小 人物身上。艾萨克·牛顿和约翰内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著作，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 ② 和约翰·狄(John
Dee，1527—1608) ③ 的著作一样，都表现出对嬗变(transmutation) ④ 的真正兴趣和对宇宙和谐的探求。在极大程度上，科学史家的传统做法是根据事后的认识来看待他们的课题，也就是忽视了早期自然哲学中那些在我们科学界已不再 占有一席之地的方面。然而，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就不能指望对这一时期有任何联系历史背景的理解。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根据当时特有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我们 今天的情况来论述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