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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缪说过，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即使在严格意指的意义上讲，这也是错误的论断。关心哲学问题和进化历史问题的生物学家都明白，自知是大脑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一些情绪控制中心所制约和形成的。这些中心以仇恨、热爱、诡诈、恐惧和其他一些情绪充满我们的意识——这些情绪正是想要通过直觉来判断善恶标准的伦理哲学家们所要参考的。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造成了下丘脑和边缘系统呢？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这个简单的生物学陈述，必须对伦理学和伦理学家（如果不是认识论和认识论学者的话）在各种深度上作出解释。自我存在或者结束这种存在的自杀行为，不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下丘脑 - 边缘复合系统以诡诈和利他主义感情的反击方式，自发地否认这种逻辑的简化。在这一点上，哲学家自己的情绪控制中心要比他的唯我论意识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中心“知道”，在进化的时间长河中个别有机体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从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讲，有机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它的基本功能甚至不是繁殖另外的机体；它繁殖的是基因，并且象一个昙花一现的运载体那样为基因服务。每个通过性生殖产生的有机体都是独特的，是组成物种的所有基因的偶然子集合。自然选择是一种过程，它凭借一定的基因在后代中获得表达来完成。这些获得表达的基因比位于染色体相同位置上的其它基因优越。当每一代生物产生新的性细胞时，优胜的基因都要被分离和重组，以便制造新的机体，一般来说，新的机体包含较高比率的同一基因，但是，有机体的个体仅仅是基因的运载工具，是在最小可能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那种精巧装置的组成部分。“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塞缨尔 . 巴特勒（ SamueI
Butler ）这一著名的格言已被现代化为：有机体只是 DNA 制造更多的 DNA 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天职就是维持 DNA 的永存不朽。
然而，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 , 任何能在后代中给一定基因以较高比率的机制，将逐渐给物种赋予特征。一类这样的机制促进延长个体生存。另一类增进优势支配的实施以及对这种支配产生的后代的照料。由于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是复制自身进而增加基因的技巧，利他主义变得日益盛行，最终以逾常的形式出现。这就把我们带进了社会生物学的中心理论伺题：被定义为降低个体适应性的利他主义，如何能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答案是亲缘关系，如果引起利他主义的基因由于共同的血缘关系而被两个机体分载，并且如果一个机体的利他主义行为增加这些基因对第二代的共同贡献，那么利他主义倾向就会传遍整个基因库。纵然利他主义者对基因库的个别贡献作为利他主义的牺牲品而减少时，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难道是荒诞指定了死亡吗？”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卡缪回答道，那日趋高涨的斗争本身足以使人极度紧张。这种枯燥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除了用进化的观点更细致地考查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高度社会性的物种，例如人类，其下丘脑边缘复台系统“知道”只要它使个体的生存、生殖和和他主义的有效混合得以起作用的行为反应和谐一致，它的潜在基因就会被最大地增殖。其结果是，机体遇到紧张局面的任何时候，这种复合中心就会用矛盾的心理对意识精神起作用。热爱结合仇恨，侵犯，恐惧，兴高采烈，隐退，如此等等——混合的设计并非为了增加个体的幸福和生存，而是为了有利于调控基因最大限度遗传下去。
矛盾心理来自自然选择单位上的互逆压力……
